因“甘肅千億風電基地停擺”而獲得的轟動效應后，監管部門不得不做出了表態，叫停甘肅、吉林、黑龍江、內蒙古、寧夏、新疆等省（區）新增新能源項目建設規模，待棄風限電有效緩解后另行研究。

叫停之舉，從側面上反應了某種無奈。也就是說，即便對于監管部門而言，在新能源“限電”的問題上，可能也處于一種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的困境，只能推出先行叫停新增新能源建設項目這樣的“下策”。

而從另一側面來看，在早已錯過了從技術上解決“限電”難題的時機后，也亟待跳出此前解決這一問題的固有思路。比如，在利益補償以及協調上做文章。這方面可行的方法包括，盡快落實官方提出的新能源保障性發電量，保障新能源項目合理收益的基本利用小時數，以及通過啟動發電權交易來盡可能的為新能源企業的“限電”爭取到一定的補償。

這其中，后者是一個更為現實的路徑。比如，可以為新能源發電項目確定年度固定的發電量，對于由于限電沒有用完的發電額度，則拿到市場上去交易。

與此同時，盡管面臨著一定的爭議，但為了應對“限電”問題，通過發展高耗能產業來加大本地的電力消納，也已經獲得政策上的支持。這也是最新的政策信號之一。

而在電力外送中，最為棘手的問題則是，為了解決電力不穩定所承擔的調峰機組的損失，究竟該由誰來承擔？

較為可行的解決辦法是，要么由電力外送方大規模的下調電價，以此來作為電力不穩定的彌補，要么通過自有的機組參與調峰。

對于已經進入到需要直面利益沖突階段的電力行業而言，在“簡政放權”的大背景下，地方“各自為政”也將是必須適應的“新常態”，后者肯定會基于自身的考量發展新能源，這背后將涉及到更多的利益協調問題。

因此，在利益沖突沒有解決的情況下，僅寄望于輿論或者其他的壓力，對于事情的解決，可能不但無濟于事，甚至還有可能適得其反。這或許會成為行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。